＜當行之路＞：中國之路（二）

一. 告別悲情主義：

在過去我們由於國家積弱，面對過種種屈辱，於是整天擔心被人家歧視、欺負，拼命強調自己國家的光榮，愛國主義情緒高漲。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以李鴻章爲代表的中國人面對三千年內未有的大變局，如夢初醒，李鴻章很清楚地指出，中國到了一個新時代。是的，我們還處於這個時代，不必停留在以往的時代。我們也要全面觀察清朝的歷史，過去我們太強調西方入侵，中國很悲慘，其實清朝到乾隆時期，中國治理仍是全球最有效的，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當時都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懂滿文的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學者歐立德在其《乾隆帝》一書中說，乾隆時期的治理，在全球範圍內，可謂出類拔萃，同羅馬帝國等比較都要出色一籌，其治理系統的複雜性、周密性、有效性皆爲其他帝國所不及，而爲現在中國所繼承。我希望能夠用一種更理性、更科學、有客觀數據、與全球同時代比較參照的角度，看自己國家的歷史，以共融的立場去談中國發展問題。

二. 告別民族主義：

告別那種狹隘、自大、驕傲的「中華民族一貫優秀」的情緒。取而代之的，是持人類文明大視野去看問題，我會強調「星際意識」和「物種意識」。我們都是來自二十五萬年前非洲的一個族群。距今二十五萬年前，現今人類此物種才有足夠的聰明才智，逐漸遷移到全世界。原來我們本是一家人，我們真正的是四海之內皆兄弟，這論點已經不是考古學上的猜想，而是遺傳學DNA的確論，是聯合國DNA人類基因庫研究組得出的結論。所以我不會說中國人如何優勝於其他族群，但中國人口多，佔全球份額比例大，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星際意識」源於布達佩斯俱樂部，強調的是人類只是地球眾多物種之一，人類與其他生物是共存的。我們談中國道路，不應該只講中華民族如何偉大，也不要太講我們在世界上怎樣「站起來了」。當我們很窮、給人打到躺臥在地上時，我們講「站起來」是一種激勵，今天應該講的是如何向世界各國人民以及各物種共存、共用、共榮。

三. 告別史官立場：

在政治立場上採取一種抽離、超脫的大歷史立場，而非固有於一個時代、政黨、政府「成王敗寇」的短暫時空立場。相信中國政府亦已接受這種大歷史角度。講中國發展道路，不應只限於七十多年來共產黨的建設或四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成果，應該要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開始，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構成中國今天管治的核心內容。中國的原創文明，雖然在最近二百年落後於人，但是今天中國取得的成就應該理解為兩千年來的發展使然。正如孟德斯鳩所說，有這樣的人民就有這樣的政府，今天的中國人腦子裏所想的、社會上很多習慣、系統性的現象和價值觀，是離不開兩千多年來中國文明的沉澱的，而這亦是塑造今日中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元素。

四. 告別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階級鬥爭觀念：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歷史環境下，資本主義已做到了大幅度的修正，亦對勞動者作出不少讓步。市場的發展讓資本主義把勞動者變成市場持份者，才能令自身不斷擴大。當然，歷史還在演化中，人類並未聰明到完全解決社會公平分配的問題，爭取公平持份的鬥爭仍不斷地出現在全球各地。我不敢說階級鬥爭的理論已完全不合時宜，我沒有足夠的社會、歷史、經濟等方面的研究去否定這套理論。如今的德國人仍在介紹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全球人類生活的影響，可見馬克思主義仍具有生命力。但我相信，我們可以跳出階級鬥爭的觀念來審視近年中國改革的現狀。

五. 告別西方中心主義：

不再以最近三百年才形成的西方文明價值作為衡量文明優越劣的唯一尺度。今天，在香港曾接受殖民地教育的一代大多受到西方文明價值取向的影響，這連看歷史也會產生偏見，可以清朝乾隆皇帝的軼事為一例。據說乾隆飲食非常昂貴，他的一餐花費百多兩銀，但他只吃幾口而已。餐食的巨額費用部分由於防毒安檢的程式，是因為安全問題。作為對比，當時英國皇帝飲食也經過多重檢驗，但中毒的事件仍然時有發生。所以，我們要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不要凡事以西方價值為標準，否則容易把中國今天發展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以西方標準來審判，歸咎於中國欠缺西方標準的民主、人權和自由。我只是對美國話語權下的西方尺度起了懷疑。我認為全球各種文明都會有適應自己文明和社會體系的民主、人權和自由，我們不能以西方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尺度作為絕對的量度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