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歷史年華＞：你可能不知道的動物史研究

#15  「Zoom近」動物（2020年4月）

文：彭淑敏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關於地球生命的起源，由生物演化成為動物，其後衍生成為人類，自此人類與動物的關係便密不可分。人類起初運用符號和文字記錄與動物之間的生活情況，以及人與動物各種關係之發展，有助開拓動物歷史的書寫。

在世界各地的文明相繼誕生時，並未清晰劃分人類與動物的界線，不少揉合了鬼神之說，甚至發展為宗教圖騰。比利時籍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胡司德教授（Prof. Roel Sterckx）在《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2002）一書中，深入解讀戰國兩漢文獻，從而分析古代中國的動物觀念。作者認為在古代中國的世界觀裡，沒有刻意為人類、動物、鬼神等勾畫清晰的類別界線或本體界線，萬物生靈存於宇宙之中，既有自然的一面，也有文化的一面，彼此互相影響，互相依賴，渾然一體，簡單來說視之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種人與動物界限模糊難分的概念，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從不少文學作品中可見一斑，梁祝既可死後化蝶，神仙也可變成豬八戒，蒲松齡筆下的小狗懂得報恩、狐鬼可變成人，和易可親，忘為異類。

由於動物是人類的主要肉食來源，故此也主宰了動物的發展。雞是現時地球上數量最多的動物（2019年地球上約有兩百億隻雞），牠們的體型被人類利用現代科技刻意改造，相比一百年前大幅增長四至五倍，目的是為人類提供更多肉食。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潘淑華教授的研究——〈護牛與殺牛：民國時期中國牛肉出口與國家危機〉（2016），研究對象雖然是牛，但是操控牠們命運的仍然是人類。牛既是食物，也是農民的親密伙伴，護牛與殺牛產生的衝突，仍能以傳統的倫理道德（如殺耕牛會被視為忘恩負義）或政府禁令來化解。踏入二十世紀，隨著西方的帝國主義在亞洲逐步擴展，牛肉成為國家力量和文明的指標，加上屠宰、冷藏及運輸技術的改進，國民政府因應國外的牛肉需求龐大，以保護耕牛為名，徵收高昂的宰牛費，可觀的財政收入卻使中國政府大量屠殺耕牛，陷入宰牛與護牛的困境。同學會否聯想到香港的「流浪牛」與人類的關係呢？

人類與動物的關係經歷了深刻的變化，不少動物史實際上是從人類的角度出發，漸漸轉而關注人與動物的互動關係。近年華人學者亦投入動物史的研究和教學，如成功大學歷史系李鑑慧教授開設「人與動物關係史」課程，審視動物於西方社會的角色與地位，以及考察西方動物倫理思想演變與發展等。

香港動物史研究方面，陳燕遐博士、潘淑華教授合編的《「牠」者再定義——人與動物關係的轉變》（2018）一書，由「文學歷史篇」及「動物倫理篇」兩部分所組成，討論內容包括禁吃狗肉、荔園動物園、香港觀鳥人、人與野豬關係、海豚、社區動物及動物權益運動等。最近，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謝曉陽教授的《馴化與慾望：人和動物關係的暗黑史》（2019）一書，運用宏觀的角度論述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包括狩獵、馴養、圖騰、食物、展示（如動物園）、娛樂（如馬戲）及寵物文化等，繼而探討動物哲學倫理、權益及保護法，引起我們反思應該如何為香港動物進行深入的歷史研究。

延伸閱讀：
《漁農自然護理署》，https://www.afcd.gov.hk/english/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