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行之路＞：《中國之路》（八）

從中華民族大歷史著眼

思考中國的發展道路，要從整個世界及中華民族的大歷史著眼。反覆思考今天中國的成果，並非從空白處建立起來的。如使人口大致安穩於農村、使農民與土地建立緊密關係的農村戶籍制，並非今天共產黨創造的，「編戶齊民」的做法可追溯至先秦時代。

由1842年鴉片戰爭中國失敗開始，近180年以來，志士仁人都在尋找國家現代化之路。就以台灣為例，清政府在台灣的建設與管治經驗也是中國尋找現代化的努力的重要部分。在這方面，李鴻章、沈葆楨、劉銘傳等官員都有貢獻。當時左宗棠和李鴻章爭論以陸防抑或海防為主，前者主張陸防，穩定新疆；後者主張海防，派沈葆楨和劉銘傳去駐守台灣任巡撫（即今天的省長），並令他們在那裏建設海防。新疆建立行省三年後，台灣也建立為行省，李鴻章計劃將之建成現代化模範省，鐵路、工廠、銀行等項目都在那裏試行。這麼做的原因是台灣遠離朝廷，山高皇帝遠，便於改革。

又以香港為例。過去百多年來，在中國經濟建設或政治發展上，香港皆有投入。如李鴻章出訪時的顧問和翻譯，其中有香港人，他的私人醫生也來自香港。香港在洋務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清政府就是通過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借貸支持建設項目。

從大洲規模國家來考慮

中國不能簡單地模仿西方發展。作為一個有14億人口的大國，國情之錯綜複雜，不可能照搬一個制度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試看整個歐洲先進國家的「成功」制度都是在小國寡民的條件下形成的，人口眾多諸如印度、印尼、中國等還是要按自己的國情來設計制度。正如習近平說的「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才知道」。中國作為「天下」規模的國家，一定有別於中小型國家。說發展民主，當今民主制度的來源之一的瑞士，其民主有近800年歷史，但其「小國寡民」的精細模式只能提供一些參照，不可能直接搬到中國來，因為它施行的社會成本極高，中國負擔不起。

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選舉模式，中國也不能全盤採用。

中國不接受資本毫無規範的運作、不顧家庭與社會的利益的絕對個人權利及自由的行為。世界先進國家也在研究解決這些問題。

估計中國在20年後將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超大型經濟體（比美國還大）。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認為，中國是最有條件談「天下管治」的國家。五千年文明古國得以再度復興，這並非只是民族光榮，而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問題。其他古文明如古埃及已不可能復興，希臘和羅馬也沒有復興的跡象，印度是個大文明古國，但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形成大跨度的天下觀。

從星球意識和物種意識視角來看

有關中國道路，還應該從物種意識與星球意識去思考，這是一種意識的飛躍。我相信往後，人類會更多談論這兩個意識。斯蒂芬‧霍金教授說，如果不談星空，人類不會有前途。我提出物種意識與星球意識，就是想超脫人類意識，要認知人類乃是物種之一，人類不是萬物之靈。另方面，要意識到地球是無限宇宙中一個很小的成員。

聯合國在2000年公佈的人類基因庫資料顯示，人類是用25萬年才遷徙到全球各地，人類是一對人類基因「亞當」、「夏娃」繁衍出來的。現代智人的祖先最先在尼羅河源頭的非洲東部出現，然後每年以16公里的速度，順著河谷以採集果實為生，向紅海方向擴展，在七八萬年前渡過紅海。《聖經》上的某些記載，其實是我們人類某些依稀的記憶，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到一萬兩千年前的時候，人類才達到最後一站——南美之極。

中國道路一定會對主導世界300年的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觀有所衝擊，從而影響世界發展方向，甚至會促使人類作出重大選擇：選擇拉茲洛教授等人強調的人類物種的和諧觀；選擇亨廷頓教授所持的文明衝突論。如果歐美各國對中國復興所持的態度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就會視之為對西方強權的挑戰。另方面，中國人能否用恰當的態度去面對自己的文明復興，能否去掉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能否去掉壓迫與反壓迫兩極的鬥爭情緒，達成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理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