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行之路＞：亞洲價值與當行之路

#31 我們的節日（2023年1-2月號第31期）

文：張秀賢（基本法學生中心）

2023年伊始，先祝願各位讀者新年進步，身體健康，社會重拾上升動力，世界和平。

1994年，已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接受《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訪問，談到「亞洲價值」，指東南亞有不少國家受到儒家主義影響，令區內不同地區均共享儒家主義的價值，形成亞洲共通的「亞洲價值」，型塑共同社會文化，其中包括五點：

1. 階級式集體主義，向群體領袖、人民、社會與國家忠誠；
2. 家長式精英管治，清晰的人才培訓階梯，形成精英領導下的良政善治；
3. 強調溝通、協商，避免社會陷入大規模分化、衝突，減少社會不穩機會；
4. 以社會、社群利益為依歸，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5. 儒家式家庭主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庭單位為社會的基礎，比個人更為重要。

相比西方世界所提倡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下的民主制度，「亞洲價值」下的治理制度就更合乎社群主義，對社會整體利益更多著墨，照顧到社會多數的利益。早於古希臘時代，柏拉圖（Plato）所寫的《理想國》（Res Publica）提到家國觀念，就是社群主義的開端，再到其學生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人類是社會性動物的說法，將社會全體的正義定義為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由此可見，「亞洲價值」當中的社群主義特性，並非東方專利，西方傳統思想已有所云。

可是，在消費式資本主義盛行之下，資本主義的基礎由工業轉化成服務業、消費行為主導的第三產業，使「個人」比「社群」來得重要，娛樂至死、享樂為上的風氣令個人主義變得盛行，集體利益被擱在一旁，形成今次西方世界在社會發展逐步減慢的一大主因。相反，強調群體為先，有既定社會秩序的亞洲國家，反而一直發展，令亞洲與歐美國家的實力逐步拉近，西方社會領導的國際秩序規則逐漸被改寫。

民主制度與社群主義、「亞洲價值」並不相悖，亞洲區內有不少國家也奉行民選制度，但人民的共同思考模式，政府的治理風氣，令亞洲民主以善治為先行政綱，政黨形態也是以人才培養、階級訓練為先，令亞洲與西方民主產成不同結果。在2023年的今天，重提30年前的「亞洲價值」，也具有劃時代意義，要走當行之路，應當從重溫「亞洲價值」，實踐社群為本、人民至上的觀念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