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卷時空>:《念奴嬌》背後蘇軾與王安石變法的對立

蘇軾作為豪放派詞人,《念奴嬌.赤壁懷古》將寫景、懷古、詠史和抒情融為一體,氣勢磅礡。然而,絕唱的背後卻是朝堂鬥爭的寫照,時值北宋進行王安石變法的高潮,蘇軾以才華隱晦地將與新法的對立呈現,慘遭政敵攻擊,被貶黃州。

倡緩行變法,非雷厲風行

針對科舉制度,蘇軾與王安石的改革倡議步伐差距巨大。王安石提出廢除詩賦,專考經、義、論、策;蘇軾當時正被任命處理科舉事務,隨即反對:「但患求治太急……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認為變法應觀察效果,再作應對,步伐不宜過快。蘇軾在《思治論》認同宋朝現狀是「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即冗費、冗官和冗兵的弊端。可見,蘇軾與王安石皆贊同宋朝有變法的必要,關鍵在於蘇軾倡議緩緩而行,王安石傾向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改革。

諫仁德治國,遭石沉大海

針對法規典章,蘇軾與宋神宗理念不一,不利變法速效。王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司,專門負責變法事宜;蘇軾的《上神宗皇帝書》,從道德角度認為法律應以仁德為主,執法寬大,才使民眾齊心。但是,王安石變法旨在為國謀利,正符合宋神宗躊躇滿志的狀態,蘇軾的仁義觀顯得因循守舊,略現空泛。故此,該奏書跟變法存在矛盾,宋神宗沒有採納蘇軾之諫,奏書石沉大海。

反獨斷獨行,終請調出京

蘇軾系統地指出變法的弊端,遭到王安石厭惡,無奈自請外調出京。蘇軾在《再上皇帝書》對青苗法、市易法和募役法等變法提出見解,如針對青苗法,認為必須約束官吏,若碰到暴君污吏,則成害民之法,又如百姓借貸青苗錢,實際上是紙空文,官吏有機會為了政績而強行攤派青苗錢;蘇軾更直接指出王安石設三司條例司獨斷獨行,該司作為變法最高部門,獲得宋神宗全力支持,變法條例不需經過宰相討論,等於架空政事堂等其他部門,「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奏書一出,王安石和宋神宗深感厭惡,認為蘇軾是變法的阻礙,蘇軾最終在壓力下自請外調出京。

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是經過日積月累,非一時之意。蘇軾認同宋朝弊病叢生,的確需要變法,但行動上應緩慢進行,才能不傷及根本,百姓亦能適應新法。在蘇軾看來,王安石變法過於激進,蘇軾上書宋神宗表達其隱憂,與保守派同氣連枝。保守派反對變法的原因,不外乎損害自身利益,或者以事論事認為變法不可取,蘇軾作為後者的代表,客觀提出反對變法的原因,認為給百姓帶來困擾,但被朝廷盛行變法風潮所阻擋,最終在烏臺詩案後被貶黃州,借《念奴嬌.赤壁懷古》緬懷周瑜年少得志,建立功名大業,反襯自己懷才不遇,年華老去的慨嘆和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