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有物＞：新文學運動與「文以載道」（下）

#23 趁墟（2021年9-10月號第23期）

上期提及五四運動的大旗手陳獨秀於1915年起，提出五四新文學觀，而另一位五四運動領袖胡適於1917年撰寫了＜文學改良芻議＞，講述新文學觀念的「八個主張」。次年4月，他又再撰寫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面亦提及到「八不主義」：

「反載道始，以載道終」？

陳獨秀認為韓愈雖是「變八代之法。開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傑之士」^[1]，但他卻「誤於『文以載道』之謬見」。陳獨秀指出「文學本非為載道而設，而自昌黎以訖曾國藩所謂載道之文，不過抄襲孔孟以來極膚淺空泛之門面語而已。余常謂唐宋八大家之所謂『文以載道』，直與八股家之所謂『代聖賢立言』，同一鼻孔出氣」^[2]。批判傳統的「文以載道」文學觀念，「文」不但是宣傳「道」的手段和工具，還成了「道」的奴婢。一時之間，新文學領袖們都把「文以載道」觀作為他們批判的對象。這時，劉半農也加入了戰團，但他與胡適和陳獨秀並不一樣，胡適、陳獨秀主要是批判「文」與「道」的關係，而劉半農卻是拆解了「文」與「道」的關係。劉半農說：「道是道，文是文。二者萬難並作一談。」^[3]如果將文人「生吞活剝孔孟之言」^[4]「堆砌之於紙上」^[5]看作「文」，「則『文』之一字，何妨付諸消滅」^[6]。他認為，被「奉為神聖無上之五經之一之詩經」也沒有一首「足當『文』之名者」，所以，「其立說之不通，實不攻自破」^[7]。劉半農提出的文道分離說，將傳統中載「道」之「文」排除在真正的「文學」之外，還原中國文學的真正價值。

新文學運動對「文以載道」的舊文學觀念提出了猛烈的批判，但同時也把自己帶進了「文道」的關係之中——它打破了舊的文學觀念「文以載道」，卻不知不覺地建立起新的「文以載道」。雖然胡適在提出的文學改良主張第一條就是要「言之有物」，同時他還特別說明，這裏的「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他所說的「物」是情感和思想，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質」^[8]。無可否認這種新的「文」與「道」是分別被賦予了新內涵，但實質上新文學仍存在著「文」與「道」的共生依存關係，甚至新文學宣導者們也沒有否認這種新的「文」、「道」關係。1917年4月，陳獨秀在給讀者曾毅的回信中說：「尊意謂道即理即物，亦即思想之內容，此蓋『道』字之廣義的解釋，僕所極以為然者也。惟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道』，實謂天經地義神聖不可非議之孔道，故文章家必依附六經以自矜重，此『道』字之狹義的解釋，其流弊去八股家之所謂代聖賢立言也不遠矣。『言之有物』一語，其流弊雖視『文以載道』之說為輕，然不善解之，學者亦易於執其遺月，失文學之本義也。」^[9]這段表達了所謂的「言之有物」，其實也是「文以載道」的一種表現，有著相同的邏輯，文學還是作為了「物」的工具和手段。

司馬長風認為新文學運動「反載道始，以載道終」^[10]，他說：「自文學革命開始，以及新文學誕生初期，那些披荊斬棘的先驅作家們，都一致的反對『文以載道』的古文傳統。這本來非常正確，可是在發展途上，轉了幾個圈子，多數人又都莫名其妙的成為載道派的孝子賢孫了。這一演變過程既離奇又滑稽，同時是新文學誤入歧途，至今難返的重大關鍵。」^[11]新文學運動是一場以「啟蒙」與「救亡」為目的的群眾運動，其功利性極強，其文學創作的主要目的也是如此，所以雖然運動的宣導者們在很多時候都表達要和傳統切割，但運動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卻和中國傳統文學的「經世致用」和「文以載道」觀念是有一種承先啟後的關係。

[1]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載《陳獨秀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60至261。

[2]同上。

[3]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載《文學運動史料選》第1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頁33。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同上。

[8]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載《胡適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18。

[9]陳獨秀：〈答曾毅書（文學革命）〉，載《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681。

[10]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頁4。

[1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