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有物>:新文學運動與「文以載道」(上)

文:賴志成博士(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論師)

談到中國文學的文學傳統,就不能不提「文以載道」。「文以載道」是中國傳統文學的基本觀念之一,早在戰國時期的《荀子》已見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文以載道」的基本命題是文學「文」與「道」兩者的關係。雖然一直以來不同的學派對「道」的內在涵義和理解有所不同,例如有經世致用之道、倫理之道和自然之道等等;而且,對「文」與「道」的關係,也有「宏道」、「宗道」、「明道」、「貫道」和「載道」不一而足,但各派都將「文」看成作為「道」承載工具和手段卻是相同的,也就是後來人們認為的「工具論」、「功利主義」等,將「文」作為車,將「道」作為物。車的用處就是承載物件,「文」的功用就是「承載聖人之道」,其中「文以明道」和「文以載道」是其最有影響和代表性的說法。到「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反對傳統的文學觀「文以載道」似乎成為了五四新文學革命的主旋律,但事實是這樣的嗎?

文以載道」的反思

「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就主張「文以明道」,他明確提出「修其辭以明其道」,其後柳宗元也有相同的見解,他提出「文者以明道」。宋代周敦頤在《通書‧文辭》裏提出了「文以載道」說,明代的宋濂、方孝孺,清代的章學誠、葉燮和桐城派等都持有「文以載道」觀念。到了五四時期,中國傳統文學觀念受到來自西方啟蒙思想以及其帶來的西方文學觀念的巨大衝擊,新文學領袖們開始全面思考和批判傳統的「文以載道」理念,認為只有建立新的文學觀念才能救中國,並宣導新的文學創作觀念。

在五四運動前,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曾提及「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還顧室中,則皆沉黑積穢;於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意指國人的眼光被愚昧的傳統遮蔽,看不到光明,只是沉迷於自己的世界,並沒有見識過西方的文學觀念。梁啟超卻指出「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暗,不得不先對於舊政治而始奮鬥;於是以其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者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於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這種利用傳統的「經世之學」,去為人們解讀極為幼稚的「西學」知識,就是當時的一大特色。

梁啟超
梁啟超

文學革命論

五四新文學革命,無論在文學思想觀念還是在文學的文體形式上都進行了深刻的變革,顛覆傳統的文學觀——「文以載道」,就成為五四新文學革命的重要內容。在1915年9月15日,五四運動的大旗手陳獨秀亦在《新青年》中發表《敬告青年》,並提出六個原則,這也是五四新文學觀: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在1917年1月1日,另一位的五四運動領袖胡適在《新青年》撰寫了〈文學改良芻議〉,當中講述新文學觀念的「八個主張」:

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

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

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

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

胡適所提出的文學改良主張第一條就是要「言之有物」,同時他還特別說明,這裏的「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他所說的「物」是情感和思想,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質」。

繼而,陳獨秀則於1917年2月號的《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三大主張: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腐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宣導新文學革命,提出建設新文學的「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等「三大主義」,並明確它們有別於傳統文以載道觀念。(下期待續)